傳統LCD市場已經趨於飽和，又受制於中國面板廠的擴張壓力，台廠積極往車用商機布局，根據DIGITIMES Research調查，2022年全球車用面板的總量已達1.89億片，需求仍會穩定成長。但廠商所見略同，沒有人想啃硬骨頭，那麼如何在車用商機中找到立足點，甚至布建健康的產業生態系，避免價格上的過度競爭呢？根據DIGITIMES Research分析師楊仁杰報告，車用面板大致區分為中控台、儀表板、後照鏡、抬頭顯示器與（HUD）其他五大類。中控台幾乎應用在每一輛汽車上，2022年因為歐洲車廠出貨不順，全球出貨量從2021年的9,680萬片，略減為9,530萬片。中高階汽車都幾乎以面板取代傳統的儀表板，因此2022全年也有6,570萬片。這兩個車用面板的主力市場，比較需要關注的是新的面板解決方案，例如儀表板、中控板是否會三合一，整合成為一片大尺寸的面板，親民車款的主流需求是否會從7吋面板擴大到9吋規格，而Micro LED面板何時開始量產，並逐漸替代傳統的LCD面板呢？日廠豐田（Toyota）與日產（Nissan）的主流車種，都將中控面板升級到9吋，儀表板也會逐步電子化。但更勁爆的是各種規格在車廠走出傳統供應鏈，供應商推薦的新規格不斷出現，以3片12.3吋面板並列在前座，甚至30.4吋的長型儀表板，搭配副駕駛座22吋儀表板的解決方案也被推上檯面。2022年HUD僅有650萬片的商機，但預期2023年將會有顯著的成長，全球市場將擴張到929萬片，從2022~2027年間的年均成長率可達17.5%。在諸多車廠中，福斯汽車（Volkswagen）已經在2020年推出AR HUD概念車，亮度雖然不如DLP的技術，但虛像距離、視野都獲得明顯的改善。LCD面板成為HUD的選項，也有助於台灣面板廠擴張新商機。至於後照鏡面板的需求，目前仍以大型車輛為主，一年僅有260萬片的商機，DIGITIMES估計，在Level 3全面普及之前，後照鏡仍不會被取代。整體而言，中控面板的全球需求將在2023年突破1億片，其中9吋以上的面板滲透率將過半。至於儀表板面板的需求，將在智慧式座艙普及後慢慢走進大尺寸的時代。至於HUD與後照鏡的面板需求，目前仍屬於緩慢成長的利基型需求。到2027年為止，TFT LCD面板仍是主流面板，AMOLED與Micro LED雖然慢慢看到商機，但數量有限，台廠應關注如何在傳統面板上，附加新的價值，系統整合的能力將會是下一個重要的挑戰。展望未來，中系面板廠商在車用商機上緊守中國市場，而在中國從清零到大解封的過程中，國際知名車廠陸續調整汽車供應鏈過於仰賴中國的結構，台廠在新的時代會有新的商機，如何挑戰高階商機是一大課題，只是台灣在AMOLED等新技術上過於保守，專攻、深化LCD面板商機之外，並無太多的選擇。

2022年平板電腦使用OLED面板的比重是6.2%，2023年比例會增加，還是減少呢？DIGITIMES Research研究員許純嘉簡報告知，2023年的比重將會略降為5.2%，而使用傳統LCD面板的比重將是94.5%。這是市場需求導致，還是供應鏈的影響呢？根據DIGITIMES Research調查，全球平板電腦的銷售量，從2020年的1.54億台，減少到2021年的1.4億台，以及2022年、2023年的1.37億台。市場需求平緩，導致廠商在控制成本上更為謹慎，當高單價商品不易突破時，降低成本反倒成為關鍵性的考量。所以新技術投資如何最佳化，是經營者最大的挑戰，台灣並未真正投資OLED面板，走的是系統加值的路線，在車用商機浮現時，也有一定的道理，我還記得半導體業的前輩楊丁元曾說，太早的創新會是種懲罰！其次，在平板電腦的品牌商中，除蘋果（Apple）之外，其餘的主力大廠集中三星電子（Samsung Electronics）與華為、聯想。為了拉抬平板買氣、創造附加價值，蘋果從2021年起試著帶動Mini LED產品商業化，最顯著案例導入是12.9吋的平板電腦（iPad Pro）與MacBook Pro。台灣顯示驅動IC（DDI）設計業者也積極投入，並已陸續於2022年量產各種方案，希望能把MBLU（Mini LED backlight module）效能更加提升，讓Mini LED在IT產品（包含Tablet/NB/Monitor）的滲透率大幅提高。2022年三星、聯想、華為都嘗試提高OLED面板的比重，其中三星平板OLED面板比重是20.5%，華為是15.7%，而聯想則是11.1%，顯示品牌上並不迷信新規格、新產品的效益，這在IT終端產品中，是極少數的例子。表面上，品牌業者並非台商大廠，但背後零件供應鏈都是台商的生產體系。長期而言，如果OLED滲透率提高， 表示背光模組需求降低，供應鏈相關廠商會有負面的影響。因此Mini LED的商轉/落地與滲透率，甚至不久的將來，Micro LED的商轉都會是平板供應鏈關心的話題。

最早以調頻技術（Frequency Modulation；FM）研製的無線電對講機（Radio Receiver/Transmitter）係於1940年，由摩托羅拉（Motorola）研發成功。當時設計的對講機是放在背包，可揹著邊走邊說，因此被暱稱為「Walkie-Talkie」。早期對講機的研發，主要人物是Daniel Earl Noble（1901～1980）Noble在學生時期就鑽研無線通訊，一手設計並建立美國康乃狄克州（State of Connecticut）的雙向警用無線電系統。這是全世界第一套雙向FM 無線行動電話系統。1940年這套系統建置成功後，Galvin Manufacturing的老闆Paul Galvin見獵心喜，力邀Noble加入其公司。於是，Noble擔任Galvin Manufacturing的研究部門主管，其第一個任務是為美國通信兵（U.S. Signal Corps）建置無線電對講機，成果豐碩。1949年後，Noble為Motorola設立第一個半導體研究室。這個實驗室發展出和無線通訊相關的電晶體如功率電晶體（power transistors）及射頻電晶體（radio frequency transistors）1940年Galvin Manufacturing設計的對講機研發團隊由Noble領軍，定調採用FM技術。射頻工程師（RF engineer）是波蘭人Henryk Władysław Magnuski（1909～1978）。Magnuski早年貧苦出身，幫波蘭軍隊修理收音機來養活自己和妹妹。1934年Magnuski在華沙的公司Panstwowe Zaklady Tele i Radiotechniczne工作。1939年其被公司送到美國進行一項無線電接收器的研發計畫。沒多久德國入侵波蘭，Magnuski回不了家，只好待在美國落地生根，大戰之後也不再返回波蘭。Magnuski的兒子彰顯老爸在無線電專業的貢獻，在伊利諾大學的電機資訊工程系設立一個講座來紀念父親。Motorola於1946年開始生產「車用電話」，可讓人在車上打無線電話到公共電話網路。當時通話效果很好。然而，用戶增加後，卻面臨無線線路不足，無法服務大量用戶。後來貝爾實驗室發明蜂巢式行動電話技術後才解決。1983年，美國FCC批准Motorola DynaTAC 8000X，這是全世界第一支商業化行動終端設備（Cellular Device），號稱「黑金剛」，由Martin Cooper帶領的研發團隊完成。當年行動電話是昂貴的奢侈品，只有派頭十足的有錢人和黑道角頭老大才用的起，因此有了「大哥大」封號。Cooper於2007年還曾來台北參加COMPUTEX 展覽。

2007年iPhone出現以前，個人電腦是創造數據的主力，之後的智慧型手機將市場延伸到庶民百姓，而現在大家想像的是電動車與車聯網可能帶來的商機，這將會是第三台的行動電腦。那麼驅動第四台行動電腦的關鍵應用從何而來？有人告訴我「衛星通信」會是10年、20年後的關鍵力量，那時6G無所不在，山巔水涯也不是障礙，無線基地台不再是唯一的依賴，那麼由半導體驅動的新商機，應用到高頻、高功率的技術需求，無論是應用面或產業面，既是商機也是危機。此外，我們必須用「時程」的觀念來因應產業的變遷，長期而言，氮化鎵（GaN）必然影響衛星通信與手機的應用。未來5年內，GaN元件運用仍以基地台與軍事用途為主，中低軌道衛星應用則在5~10年內慢慢看到雛形。台灣就算無法參與基本規格的訂定，但這些未來商機，可能出現高度差異化的應用結構，台商從晶圓製造、IC設計，到終端設備的生產製造都有尚待發掘的商機。從大趨勢看，無論電動車、人工智慧或軌道衛星等新興領域，中國知道這是國家生存的命脈，必然會善用各種資源，不計成本地打通任督二脈。加上中國市場的多元結構，地方政府「嚐鮮」的習性，都有助於新興科技在中國落腳生根。以電動車為例，中國電動車之所以能在全球佔有一半的比重，與中國領先推動電動車產業息息相關，而中國市場中，除與物聯網產業連結的商機之外，又推演出城市用的低階電動車與長程、國際規格的電動車。各種價位區間，甚至連結到電動巴士的產業鏈，讓全球仰賴中國供應鏈的同時，也有很多疑慮。新商機形成的模式可以出現在電動車，當然也會出現在軌道衛星、元宇宙、區塊鏈、虛擬貨幣等各種新興領域。特別是中國具有優勢的維穩、監控、資安領域，中國在國家政策與戰略指導之下領先全球，我也一點都不意外。對台灣廠商而言，正面思考的人認為商機無所不在；負面思考的人，認為紅色供應鏈崛起，就沒有好日子過了。在美國高喊重新掌握供應鏈時，制衡中國的力量也給了台廠轉圜空間，商機與危機，存乎一心而已。

Elon Musk的核心商業理念著重在：「垂直整合」（Vertical Integration）、降低營運成本、持續改良，將這套核心商業理念應用到太空事業，就不難理解為什麼SpaceX會從開發液態火箭引擎起步。火箭發射發展太空事業的三大重點就是：LV、LV、LV – LV就是「火箭發射器」（Launch Vehicle；LV） 。沒有「火箭發射器」（LV），設計再好的衛星都無法進入太空軌道；如果委託火箭發射營運商代為發射，衛星的總營運成本（Total Cost）就無法降低，難以具備市場競爭力。Musk看明白這一點，亞馬遜（Amazon）創辦人Jeff Bezos也明白這一點，所以Musk的SpaceX與Bezos的Blue Origin，都從開發自家使用的液態火箭引擎起步。在SpaceX與Blue Origin成功開發出火箭前，世界上的火箭多半是傾國家之力開發，例如中國的長征火箭（註一）、法國的亞利安（Ariane）火箭（註二）、以及俄國的聯合號（Soyuz）火箭（註三）。火箭引擎Musk要創造出「價格負擔得起」（affordable）的火箭，就必須降低成本 – 非必要的零組件不使用軍規，儘可能採用現成的商規成品，再加上模組化的軟體，可重複使用的硬體（即火箭回收），從而建立起一套「垂直整合」（Vertical Integration）的創新商業模式。SpaceX發展的第一枚火箭Falcon 1是兩節的單引擎液態火箭，總共投資將近一億美元；經歷三次發射失敗，SpaceX幾乎破產，終於在第四次才發射成功。Falcon火箭的靈魂就是SpaceX自行開發的液態火箭引擎Merlin，使用的燃料是從煤油精煉出來的RP1噴射機燃油，氧化劑則是低溫液態氧。Merlin 液態火箭引擎經不斷地改良，現在已經進入第四代。為求增加火箭總體運載能力，SpaceX開發出「獵鷹九號」（Falcon 9）– 「9」代表Falcon 9的第一節推進火箭（Booster）有9具Merlin液態火箭引擎，第二節火箭僅使用Merlin單引擎；這十具火箭引擎由三組獨立又互相監控的電腦系統控制，達到三重安全保障。Falcon 9 的起飛推力，大約等於12架波音787客機的推力總和。 SpaceX應用「垂直起降技術」（Vertical Take Off and Landing；VTOL），成為火箭VTOL回收的始祖，第一節火箭在海拔100公里左右脱離，它會自動返航降落在指定的陸地定點、或是外海的無人平台上；第二節火箭回收不符合經濟效益，因為第二節火箭的分離速度約為第一節火箭的4倍，而且離開發射點已經很遙遠。按照據Musk的說法，Falcon 9 的大部分組件可重複使用100次，目前火箭回收已超過十數次，這種紀錄在十多年前是難以想像的。火箭與衛星第一代（v1 、v1.5）Starlink衛星的重量約為250公斤，每顆衛星造價25萬美元，由SpaceX「獵鷹9號」自行發射、分批次運送到440公里高度的低軌道上，連同發射費用每顆衞星總成本約60萬美元。第二代Starlink衛星在2022年中就已經出現，衛星本體長度為7公尺，重量1,250公斤為第一代的5倍重。第二代的設計規格考慮到SpaceX新的發射系統「星艦號」（Starship）直徑為9公尺，長度7公尺的衞星剛好可以躺平、疊放在艙內的衞星發射架上，Starship前端有一窗口，可以把衛星像提款卡一樣、一片一片的推入軌道（參見下圖）。 Starlink衛星發射超過3,000顆（計劃發射42,000顆），衛星設計就已經從第一代進入第二代，重量從250公斤增加5倍，發射系統從Falcon 9改為Starship（為登陸火星設計）– 這一切舉措都非常符合Musk「持續改良」的核心商業理念。福衛五號台灣的「福衞五號衛星」在2017年8月25日就是搭乘Falcon 9火箭，從美國加州范登堡空軍基地升空，進入720公里高度的「太陽同步軌道」（Sun Synchronous Orbit），相較於「地球同步軌道」（GSO）的高度約為36,000 公里。 台灣國家太空中心（NSPO）利用「福衞五號衛星」為發展平台（註四），與國內產業界及研究單位合作發展遙測衛星關鍵元件，包括指令與資料管理單元（CDMU）、電力控制與分配單元（PCDU）、飛行軟體（Flight Software）、遙測酬載電子單元（RSI EU）、CMOS型聚焦面組合（CMOS Type FPA）等五項。下一篇會繼續介紹「星鏈計畫」（Starlink）現況（註五），包括2022年推出的第二代Starlink衛星及所衍生的商機。註一：長征系列運載火箭（維基百科） 註二：亞利安火箭（維基百科）註三：聯合系列運載火箭（維基百科）註四：福爾摩沙衛星五號註五：「星鏈計畫」（Starlink）現況

媒體如何訂定新聞方針，有爭議的新聞到底誰說了算？傳統的新聞教育告訴記者要有正義感，要充分發揮監督社會的第四權，至於報社管理團隊如何訂定編輯與新聞方針，似乎不曾聽過，甚至感受到經營管理階層可能更在意「政治風向」與「網路流量」。在具爭議的新聞方針下，加上網路平台、自媒體的干擾，生存已經是媒體老闆在新聞取材與編輯方針背後說不出口的難題。類似電子時報這種產經媒體，只要堅持專業，就可以在政治風向上可以相對容易因應。至於網路流量，由於電子時報屬於封閉、收費型網站，網路流量固然重要，但不必譁眾取寵，有時流量不高的專業新聞，反倒在資料庫查詢時有更高的價值。例如，低軌道衛星、車用半導體的技術規格與市場趨勢分析，對現在多數的讀者而言價值不高，但對於企劃、管理人員掌握未來趨勢，卻可能是重點工作。除此之外，針對國內外大企業，我們有無喜惡，或者應該給記者一個適當的指引。年底之前，我召集了報社內的記者，重申電子時報的新聞方針，也對新聞取材的優先順位有一定的承諾。不涉入股市，是電子時報最重要的新聞方針之一，我認為股市新聞容易有爭議，加上股市新聞多數只有一天，甚至因為網路而壽命更短。電子時報以資料庫取勝，股市新聞非我們所長，與其可有可無，不如專注自己擅長的領域，這也是電子時報擁有龐大研究團隊的源頭。有了嚴謹判讀的數據支撐，新聞的速度與深度在電子時報深化交融，成為這幾年快速成長，並與其他媒體不同之處。展望2023年，我們還會持續投資，並且深信分散型生產體系，以及電動車、物聯網都將給產業帶來新的面貌，專業資訊的需求，不會在景氣走跌時就停滯不動。針對三星電子（Samsung Electronics）是友，還是敵？我們是專業媒體，公平對待是原則；吵得不可開交的半導體「去台化」，我以專業的角度說這是假議題，相信半導體業界會在地緣政治的多重考量下做出適當回應，我們是提供資料的「刑警」，不是判定是非的「法官」。至於鴻海的「MIH」，祝福鴻海善用台灣的生產優勢，取得更好的制高點，鴻海在全世界的成功，將會是台灣其他製造廠的參考範例。台灣ICT產業的新布局、戰略能否產生實效，有很多的變數，我們不斷地追蹤、提供差異化的資料，善盡新媒體的職責。專業的新聞細節，記者說了算，因為他們在第一線，必須尊重記者的判斷。但經營原則應由經營團隊負責，我們公平對待每一家公司、正面思考產業的價值，不打空包彈，不無病呻吟，不會光寫讚美企業的故事，不濫發獎牌，不做難以量化分析的調查。現在很多專訪除了受訪者自嗨之外，已經沒人相信了，這是媒體的黑暗時代，我們也不該在土石流上，倒進更多的垃圾！

《勇敘時光》節目我邀好友丁菱娟，分享她的人生經驗。丁菱娟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三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發掘自己獨特的優勢，第二個階段創業，現在進入第三個人生，她想做什麼呢？1980年代中期，台灣電腦業剛剛起飛時，丁菱娟投入宏碁門下，從產品展示、行銷企劃樣樣都做，學會在科技業生存的基本技巧，也感恩上市的宏碁給了她第一桶金。之後加入精英電腦，做的也是企劃工作。1992年時，拿著僅有的積蓄去唸書，不為別的，就為了圓一個夢。返台之後，決定以自己的專長創業。她是台灣第一家科技公關顧問公司的創辦人，她知道跨國公司的需求，而傳統的公關公司對於科技業的理解不足，這是她的機會，也符合她的專長。之後，奧美公關基於擴張台灣科技領域市場影響力，購併丁菱娟創辦的「二十一世紀公關顧問公司」，改名「世紀奧美公關顧問公司」，她在擔任幾年董事長後功成身退。已經擁有豐富人脈與經驗的丁菱娟，選擇AAMA等公益服務事業之外，又創辦了「影響力品牌學院」，專門針對台灣的中小企業傳遞公關專業知識，並分享創業心得。錄影之前，我傳了個短訊給他，我說我們兩人有30年的交情，如果唇槍舌戰，容易針鋒相對，不如正面思考，談談對方的優點。我說，「氣度」、「美麗」、「裝笨」是丁菱娟的三個優點。好友們都叫丁菱娟是「丁丁」，丁丁從不與人計較，是朋友圈子裡的開心果，怎麼嘲弄她都可以，只要在最後說：「妳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女人」，她就會盡釋前嫌，不會記仇。好人緣是公關事業最重要的成功關鍵因素，她做到了，而且是在大家都沒注意的時候，成為第一家橫跨科技與公關領域的成功創業家。事後觀察，丁菱娟「裝笨」的本事，也是她成功的關鍵之一。犀利，聰明外露容易招嫉，這是公關事業的大忌。對於未來，我們都明白，時代的幸運兒就像中了樂透的人一樣，面對社會要正面思考，商機來自多變的時代與技術背景，每一次都是挑戰，但每一次變革也都是機會。年輕人不用自怨自艾，時代不同，機會也不同，各自善用自己的專長，自然可以找到生存的空間。

人類透過理性的辯證，建構一個相互約束的國際秩序與公平交易法則來避免低層次的鬥毆，甚至戰爭，但這個功效時好時壞。知識、資訊要有用，總是要在文化與歷史的框架中取得論證過的理解。數位世界的人們缺乏耐心，智慧的價值來自認同，而不是內省。理性是最重要的元素，過去歷史、語文、距離都會限制我們的想像空間，但現在有了網路與人工智慧，人與智慧之間的距離正在縮短，我們必須對未來世界抱持樂觀的態度。圖靈之後專業用途的人工智慧在學習人類經驗的過程中更有效。例如，將人工智慧用在自駕車、智慧工廠的機器手臂或者無人機上，成為無人機的副駕駛或正駕駛，在高速公路並不複雜的車況中，替我們執行長途駕駛的工作，可能比人類更安全。然而人文素養越高的人，對文化的敏感度越高，因此自動翻譯的經驗，可能是美好的效率與文化交流，但也可能是模仿政府、刻意導引風向的網軍，真假虛實之間出現很多爭議。民主國家可能要面對極權國家集合全國之力發展監控系統、國防戰力的威脅。至此，我們不得不重新定義人類與人工智慧之間的關係。人工智慧到底是伙伴，還是可以全權處理、判斷、分配資源的代理人？人類要的是效率，還是自己的尊嚴？從工業時代以後，「效率」一直是我們生活上的誘惑，甚至是難以避免的誘惑，人的「尊嚴」則生存在隱諱幽暗的角落。直到近代我們才有福利保險的觀念，藉以保障弱勢，建構人類社會最恰當的互動關係。但這些關係顯然因為人工智慧必須面對新的挑戰，從個人的體驗，大到國家安全、競爭力的對比，我們確實面對一個從文藝復興以來，一次新的啟蒙運動。好的作者總是可以啟迪心靈，改善思考的方法，而不是鉅細靡遺的告訴你每件事的細節，又缺乏說服力的論述。理解人工智慧與每平方毫米有幾個電晶體一樣的困難，但我們卻必須找到解讀這些尖端科技的奧妙之處，並提出對未來發展趨勢的看法。中國的半導體能否彎道超車呢，也許能與美國競爭的人工智慧是解決方案，那麼台灣的人工智慧發展模式，是要專注「專業領域」的人工智慧，還是「通用型人工智慧」。從傳統的觀念來看，「通用」好像比較沒用，要追逐特定領域專家的能力，其實在人工智慧的應用上反倒比較容易，「通用」的困難在於過去學習經驗有限。其次，如何發展出便宜有效的運算能力，也是另一瓶頸，如果十年之內，數據運算用掉我們20%的能源電力時，在能源有限、溫室效應的壓力下，我們將會面對很大的困難。防守型　vs. 攻擊型人工智慧無所不在，也跳脫傳統的框架，我完全贊同台灣應該有個數位發展部，但這屬於「防守型」的系統，與經濟部外向發展「攻擊型」的產業結構截然不同。當人工智慧出現軍民兩用時，越先進的數位社會，就可能出現更多的漏洞，管理這些漏洞的人需要有更宏觀的眼界，在制訂管理規範時不會有太大的失誤。至於「攻擊型」的科技產業發展目標，更是台灣生存與差異化的命脈，看起來很笨，但實際上卻無可替代。

Motorola創辦人Paul Vincent Galvin（1895～1959)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的一個小鎮，父親是愛爾蘭籍調酒師。由於家境貧困，Galvin並未完成大學教育。不過，Galvin是天生企業家，最先將收音機整合 於汽車。1928年Galvin與兄弟Joseph於芝加哥成立Galvin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，第一項產品是收音機的交流電轉接盒（Battery Eliminator）。1930年公司改名為Motorola。這個字是由 「Motor」（汽車）及「Victrola」（彼時最有名黑膠唱片機的品牌名稱）2個字組合而 成。當時Galvin正在生產汽車用收音機，因此想到借用「Victrola」這個品牌名稱。Galvin第一任太太麗麗蓮（Lillian Guinan）是Galvin的高中甜心，小倆口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結婚。1942年，麗麗蓮不幸在家中被謀殺，警察一直無法找到兇手，成為懸案。1945年，Galvin數次邂逅年輕的薇吉妮亞（Virginia Galvin Piper）後，閃電結婚。1955年，Motorola將公司企業識別改成很時尚風格的「M」，由2個三角尖拱成M，代表一波波接續的領導風格。Galvin於1959年去世，而Motorola的業務持續蒸蒸日上。1960年，Motorola推出全世界第一部19吋大螢幕電視機。1974年再推出全世界第一支彩色電視映像管，同年Motorola將電視事業賣給Panasonic。Motorola於1991年在德國展示第一支GSM 手機；1995年推出第一套雙向呼叫系統（Two-way Pager ）。2000年Motorola發展出第一支GPRS手機，並且和思科（ Cisco）合作販售第一套 GPRS行動網路系統給英國 BT Cellnet 。Motorola在無線通訊領域頗有一席之地，但在電信等級的交換機，則較無作為。2014年1月，Motorola Mobility被併入中國聯想集團。雖然Motorola在手機市場已不如往日雄風，讀者們若上網搜尋，仍可看到相關產品。尤其是Motorola最早發明的雙向對講機「Walkie-Talkie」，仍然是防災應急必備，有通用對頻對講機、軍工對講器、兒童戶外小機、迷你飯店工地萬能手臺、避難對講機等，讓我回憶起當年摩托羅拉的全盛時期。

人類嘗試以電腦取代人腦已經有一段時間了，但直到最近幾年，在網路平台的支撐下，大數據、機器學習、專用/泛用人工智慧（AI）概念趨於成熟，AI不再遙不可及，甚至是很多國家戰略型的發展計畫。但成功的人工智慧新創案例，多數來自美中兩國，對於台灣這樣的國家及使用者觀念下，如何正確地認識AI，反倒成為一個新的課題。如果把人工智慧當成搜尋資料的工具，那就太偏頗、狹隘了，《AI世代與我們的未來》這本書，從神學、文藝復興、現代科學一脈相承積累的哲學思考能力做出最恰當的解釋，並引領我們面對未來的世界。從神學到文藝復興走向AI之路在一神教的教義之下，大家都認為世界萬物都是神的旨意，我們對於世界的理解不該脫離神的教誨。但經過文藝復興的階段，大航海時代開拓了歐洲人的視野，知道東方的中國、拉丁美洲各自存在不同的宗教、價值觀。過去以神學為核心的思考體系受到挑戰，但那也只是歷史上人類進化、演化的過程而已。新教徒從科學的論證鼓勵獨立思考，但世間萬物仍然受到本身條件的限制，例如檢測設備在不同的溫度、精確度底下，仍會有偏離或使用者本身知識的極限，讓我們在追求真理時，仍會面臨很大的侷限。這本書告訴我們，人工智慧經過學習之後，可以跳脫時間、歷史經驗，提供最好的驗證，這也讓我想到元宇宙等更多相關技術的進化，將帶給人類的衝擊。在伯拉圖的《理想國》中，將知識視為核心，但也把人類當成關在山洞裡的囚犯，看到一點點岩璧上投射出的陽光，以為那就是真理。人類不瞭解的，都是神的領域，先認識上帝，再認識世界，人類必須透過神才能理解世界。但在中古時期，人們透過神職人員才能解讀神的旨意，違背神職人員就是違背神，甚至會遭遇被懲罰或迫害的下場。但印刷術的發明改變了這件事，神的旨意不再需要經過神職人員，很多人在自己專精的領域都具備挑戰神職人員的能力。從此獨立思考、專業知識變成很多人追求的目標，而透過詩歌、美術、建築等不同的媒介，表達自己的哲學觀點成為顯學，人文主義成為這個時代新的指導原則。培養社會大眾的閱讀、學習的精神，都是這個時代背景的產物，地理、生物的探索，也成為許多人追求的目標。這個階段，人類在科學、數學等很多領域都有驚人的發現，但也面對「哲學」思考能力的極限，所有的靈魂面對問題要有辨識、思考的能力，一個想法連結下一個想法，相互印證才能找到接近真理的事實，這就是學習。真相不是來自物質的堆積，而是心靈的感知，理性最艱難的任務就是認識自我。我們無法精確地掌握每件事的真偽，也難以在變動性的環境中掌握最佳時機。在最短的時間，繁多的資訊中，找出思考的脈絡與捷徑，而這可能是人工智慧最大的價值。透過人工智慧取得最大的感知能力，新的時代、新的工具上場了，我們不可對人工智慧一無所知！